用一张唐宋文学编年地图,重新认识诗人的悲喜人生

六年前,王兆鹏用大数据给唐诗宋词排了个名次,“一半人都在骂我”。六年后,他用大数据将唐宋诗人呈现在一张地图上,“留言里几乎没看到有骂的”

想知道苏轼一生的故事,在百度百科输入“苏轼”,资料数万字。在密密麻麻的文字里翻检半天,能七七八八地拼凑出——“出生眉州”,“乌台诗案”,“被贬黄州”,“修建苏堤”,“放逐海南”,“死于常州”。

2017年3月,由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王兆鹏主持制作的“唐宋文学编年地图”试行上线。在这张地图中,输入“苏轼”,一秒钟后,在中国地图的腹地上,苏轼的人生直观地画成一个“中”字。上面分布90个密密麻麻的红点,用紫线相连,显示他走过的路。他去过90座城市,是行走城市最多的诗人,“可以说一生都在路上”。

点击每个红点,会跳出一张张年表,记录苏轼在该城的经历和所写的诗。点红点“开封”,1079年8月18日遭遇乌台诗案入狱,被贬黄州。几段短促的紫色直线把开封和黄州相连。这段路苏轼似乎走得很急,只在五个小城稍作停留,心情不好,一路写了不到20首诗。点击途径地“麻城”,跳出他在此写下的诗:“幸有清溪三百曲,不辞相送到黄州”。

这张地图第一次打通了历史的时空隔阂,开通当天,点击量超过110万;第二天,数字翻了一倍。而在这之前,文学、诗人研究几乎没有利用过大数据,诗人年谱大多是时间对应作品的文字表格,常常忽视写诗地点。因此,诗人们似乎活动在一个人的“格子间”,既不知道按什么地理顺序走了大好河山,也不知道和同代诗人有过什么交集。

“诗人曾经被当作割裂的个体,以前的文学研究都是单个诗人的独幕剧。”地图的主持者王兆鹏说。而他想用这张地图撤走幕布,让诗人们在一个台上对话,唱和,谩骂,彼此仰慕或者互相看不上眼。

“唐诗排行榜”

这并不是王兆鹏第一次将大数据和文学连接在一起。上世纪90年代,他第一次用数据研究文学,给唐诗宋词排名次,2011年把研究成果出版成书时,“一半人都在骂我”。

那时,王兆鹏读到一篇文章,讲如何按照某些硬指标给论文评级。他想,论文可以评出好坏,唐诗能不能排出个名次?他判断,一首诗的影响力由历代选本数量、名家评论和研究论文等多个因素决定,而今人阅读古诗的趣味常常受前人评价的影响。

于是,他带学生跑遍了全国藏有古书的图书馆,作出一系列统计学计算,结果显示,崔颢的《黄鹤楼》排名第一。

王兆鹏被吓了一跳,“这超出了我的想象”。原以为必然高居榜首的李白,在第六名才开始出现,幼儿园都会背的“床前明月光”只排第39位;“春眠不觉晓”才55名,陈子昂的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”甚至没进100位。

这个结果也让网友觉得不可思议,他们用“娱乐炒作”、“给黄鹤楼打广告”等评论表达不以为然,王兆鹏有点哭笑不得,“黄鹤楼哪用得着我打广告”。学界则争论起“主观的文学是否能用简单粗暴的数据进行排名”,著名文学家王先霈评价:“学者必须要有个底线,文学是无法用某个标准进行排行的。”

而王兆鹏却认为,尽管对文学作品的审美可以主观,但做研究仍需要像科学一样,用数据作支撑。“五万唐诗,两万宋词,哪些是经典,需要有‘共识’。”

尽管“一半都是骂的”,王兆鹏还是选择相信数据,他觉得这些数据是能够说明问题的。李白杜甫虽然没有排上第一,但入选作品最多,分散了“票数”;崔颢只有《黄鹤楼》一诗传世,被古代大家推为“七律第一”,品评集中在一首诗,连李白都写“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,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”致意。而没有排进100位的《登幽州台歌》在古代确实默默无闻,唐宋明代22本选本没有一本提到它。

他觉得用数据研究文学没有错,他还打算用数据做更多事。

2011年,王兆鹏在深圳见到在电视台做策划的博士研究生同学,同学提议“能不能做个宋代词人地图?”统计一下哪个城市出生的词人最多,哪个城市留下最多词作。王兆鹏搞唐宋文学研究,常常需要反复核对历史地图,“翻来翻去很不方便”。词人地图的提议“一下子就燃起了我埋藏在心中的一个想法”,他说好。

两人把诗人地图计划申报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,想做“中国文学地图”。在北京答辩时,考虑到五年内项目要结项,明清小说难以编年,而唐宋正好是王兆鹏研究三十多年的课题,“宋代以前的文学整理基本上都到位了,纸质文本已经见底”,最后地图被定位为“唐宋文学编年地图”。

“像破案一样”

做地图先要有唐宋诗人的年谱数据,整理年谱是个枯燥的工作,难度也不小。

已有的诗人年谱大多是时间和作品的一一对应,每首诗写作地归类粗糙。南宋第一任宰相李纲,因主张抗金,当宰相七十五天后遭到罢免,从开封贬去海南,一路途径安徽、湖北、广东。年谱却将一路写的作品全堆在一个省份。“哪首诗是途经哪个省写的,都没说,这些就需要我们重新去考证。”

考证诗人生平信息“像破案一样”,王兆鹏的“破案”经验已有30多年。

1982年,王兆鹏从武汉师范学院(今湖北大学)中文系毕业,三年后考上本校研究生,专攻唐宋诗词。研究宋代爱国诗人张元干时,他发现诗人生卒年和籍贯的基本信息,多本文学史著作和词集选本说法不一。张元干生活在两宋之间,经历过金兵南下,北宋亡国,最后被迫南渡,流亡江南,这类人常被称为“南渡词人”,常被文学研究忽视,生平整理完善的不多。

王兆鹏翻阅了与张元干同代数十家诗人的诗文别集和大量史书,发现了许多前人未曾注意的材料。他写了15万字的硕士毕业论文,考据出张元干从福建过杭州,沿着大运河北上来到汴京开封;靖康元年投在抗金名将麾下,保下开封。后来激怒秦桧,抄家入狱。北宋亡后,被迫南渡,在苏州临安一带漂泊,七十岁客死江南。

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将时空结合,从一张年谱挖掘出一个生平故事。这篇论文获得著名词学专家唐圭璋先生赞许:“元干二十岁以后各年行踪基本考实,实道前人之未道。”

对张元干的生平整理,让王兆鹏第一次有了“诗人群体”概念:“要研究一个人,必须了解一群人甚至一代和几代人。”而以往的研究常常将诗人关在在“格子间”,不和其他诗人联系:“写书这一章全是李白,下一章全是杜甫。”他们见过面说过话,互相赠送过诗作吗?

参与“唐宋文学编年地图”的工作人员近300人。王兆鹏2000年到2016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任教,被拉来项目帮忙的多是他在武大的朋友和硕士毕业的学生,既没有经费补贴,也不像论文可以当作科研成果,全是“看在老师的面子上,顺便学一点新的研究方法”。

“破案”需要线索。像《芙蓉楼送辛渐》《菩萨蛮·书江西造口壁》这样直接将写诗地点嵌进诗文的不多,只能从其他信息推测:当年诗人在哪里做官,和同期诗人的书信中是否提过自己近况,史书上有过什么记载。

多数男诗人可以从官职履历中推算出写诗地点。公元1175年,辛弃疾在江西任提点刑狱,“相当于江西公安厅厅长”。当时江西首府在南昌,提行司却在赣州,因此那段时间他应在赣州生活。辛弃疾登上了贺兰山顶的郁孤台,想到四十七年前,金兵南侵江西,隆裕太后在此弃船逃亡,而中原始终收复无望,于是他在山壁上题下著名的“郁孤台下清江水,中间多少行人泪”。

女诗人比较麻烦,比如李清照。古代女性没有社会身份,既不做官,也不出门游历,生平只能靠父亲和丈夫的资料推断。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是金石专家,业余爱好研究古代铜器石碑上的铭文,在各地赴任收集文物,编了三十多卷《金石录》。

在《金石录》后,王兆鹏发现有一篇李清照作的《金石录后序》,记录了婚后34年里,和丈夫赵明诚的故事,“这是词人唯一一条一手资料。”在后序里,李清照记录了早年在汴京,夫妇如何节衣缩食从大相国寺购买文物,收集了十几屋书册卷轴、古董祭器。

金兵南下,丈夫病死,她追随宋高宗的逃跑路线,一路往南逃难。在逃难中,文物或是来不及转移,落入金兵手中;或是在运输途中掉入长江丢失。逃到浙江后,十几屋文物只剩下五六筐书画砚墨,舍不得放在别处,藏在床下,却被小偷挖洞背走。“李清照是著名词人,大家对她的生平很关注,今天破一点案明天破一点案,生平轨迹就逐渐勾画出来了。”

也常遇到无法破解的“无头案”。李白出生在吉尔吉斯斯坦,定位在地图最西点,唐代叫碎叶城,是当时的西域重镇。没有做过官,官职履历不明;到处游荡,行踪只能从《早发白帝城》《望庐山瀑布》中推测。

“他一生究竟去过几次长安,100多年来没有搞清楚。”死法也众说纷纭,《旧唐书》说他“饮酒过度,醉死宣城”,又有专家考证其病死于当涂,而民间流传他在当涂醉酒,跳进江里捉月,溺水而亡。他的一生只有一段能够编年,其他无法考证的“只能空着”。

诗人生平案子一一“破”了,难题还有技术。300名文科科研人员,没人想象得出“地图”将是个什么样子,摆在大家眼前的只有破不完的“案”,翻不完的史书,录不完的数据库。

王兆鹏认识了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周文业。周文业是计算机专家,又对文学有兴趣,一直想做一个“作家地图”。他写了一个程序,只要使用者将作家生平信息填充进表格,程序就能自动生成一张路线地图,“我大概清楚该怎么完善了。”王兆鹏说。

换种角度看历史

五年后,王兆鹏和古诗词网站“搜韵”合作,“唐宋文学编年地图”上线。

苏轼一生辗转城市最多,加上为人亲和,在黄州打水漂遇到讲鬼故事的老农之类轶事都能载入史书,“他的作品90%以上都可以编年”。

点击红点“开封”,1056年,20岁的苏轼第一次离开家乡四川,经甘肃和陕西南部,抵达汴京开封。当年,他参加了礼部考试,写了一篇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。考官欧阳修颇为赞赏,还以为是爱徒曾巩的文章,为了避嫌,只给他评了第二。

点击“1079年”,紫色路线在红点间来回穿梭,缠成一团,那年苏轼似乎过得十分颠沛。先是因为不赞成王安石新法,被贬谪到湖州。紫色路线沿大运河南下,在江南绕了一圈后,突然又直转北上回到京城。

原来苏轼在谢主隆恩的官文里,忍不住发牢骚:“我知道自己生不逢时,陪不了你们新党玩政治;大概你们觉得我年纪大作不了乱,还能管管小老百姓。”新党于是抓住把柄,翻文字旧账,认定苏轼“讥嘲国家”。于是,他又被从湖州紧急召回开封,在宿州路上,他坐的船被朝廷拦下,团团围住搜查文书。八月抵达开封,直接“赴台狱”,坐牢103天,差点被砍头,就是“乌台诗案”。

“乌台诗案”定罪后,除夕夜苏轼被判贬谪黄州,勒令大年初一离开汴京,这是苏轼第二次去黄州。29岁时,他和弟弟苏辙送父亲灵柩回四川安葬,需要守孝三年才能回来做官。经过黄州,紫色路线从大运河到长江画了一个圆润的弧形。那时他们应该是坐船,旅途缓慢舒适,偶尔还上岸游览题诗。乌台被贬,匆忙行路,紫色路线笔直往下,走陆路一个月抵达,还匆忙写了一篇《到黄州谢表》谢罪。

点击年份,还能发现在苏轼经历“乌台诗案”的同时,他的朋友分散在各地,黄庭坚在邯郸写了111首诗,而另一位词人秦观则开始了在江南的游历。

这张地图把隐藏在史书字里行间的故事,用一种直观的方式呈现出来,王兆鹏甚至找到一些之前没注意到的小发现——

比如,杜甫和王维都是唐代著名诗人,他们似乎不是陌生人。晚年,杜甫在四川写了一首诗《解闷》,第一句就是“不见高人王右丞”,“说明他们曾经见过,”王兆鹏说,“但是我们研究文学史的,从来不知道杜甫和王维什么时候见过面。”


王维

把地图上两人的轨迹一一对照,就能发现公元746年到755年十年间,两人都在长安。那时,王维是大官,精通书画音乐,是诗坛领袖和社交红人。而此时的杜甫没有考进进士,在长安四处求官,“朝扣富儿门,暮随肥马尘”,过得像个乞丐。王兆鹏推断他们正是这十年里见的面,“具体年份虽然没法确定,但肯定有交集”。

“原来只能看到一个人活动,现在突然能看到几百人一起活动,这个场面多壮观。”王兆鹏这样形容。他觉得这张地图甚至能改变人们看待历史的方法,之前的古文研究,几乎都只着重诗人个体,没有全局观念;而计算机只用于检索,现在应该被拿来作为“文学研究的分析工具”。

他觉得在将来的文史研究中,“数据”会成为一个检验标准。作品的好坏评价虽然主观,但是影响力有多大、作家创作的“高峰期”,不能仅靠固有印象和口耳相传的评价,“必须要有数据作支撑。”

他对大数据下的文学研究很有信心,地图推出一个多月,比起唐诗排行榜,“这一次留言里几乎没看到有骂的”。地图还引起了海外研究者的关注,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《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数据库》项目组也发来邮件,希望合作共享数据。

在用数据给唐诗宋词排行、制作出“唐宋文学编年地图”后,近六旬的王兆鹏又在捣鼓一个新项目,比前两个更加激进。他想用计算机数据给诗打分,检测诗的完美程度。甚至希望有一天,计算机能够写诗。

他正在做一个实验,把声音录入电脑,电脑用人声念诗,分析诗歌用词搭配的完美程度,对仗、平仄、韵律的和谐程度。“这个难度更大。地图是客观的,而这个主观的诗歌评价系统能做成什么样,我还不敢说。但是正朝这个方向走。”王兆鹏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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